黄永锋，张行津 | 日本古籍道经受容现象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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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籍道经受容现象考索
作者简介
黄永锋，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道教经籍与思想。担任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大工程《中华续道藏》副主编、厦门工作基地主任，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高级研究学者、美国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访问学者。
张行津，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日本古籍中的道经受容现象研究，始于日本道教学会成立之后，并逐渐引起关注。纵观日本古籍，其道经受容现象大致可分为日本古典神话的道经受容、日本宗教典籍的道经受容、道经和刻本、日本学人的道经注解本四类。考索日本古籍的道经受容现象，对于重新审视古代中日交流史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国的海外道经搜集和古籍整理工作。
关键词：日本古籍；道经受容；文化交融
一、引言
鲁迅先生曾提出“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而道教影响之巨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化。我们考察邻国日本，知晓其文化受道教之陶染亦多。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日本古籍中的道经受容现象关注十分有限，系统梳理、深入探讨该问题，对于道教文化的本土研究和比较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近代日本瞩目道教始于明治时期。因受西方文化洗礼，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者对亚洲文化多持否定批判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津田左右吉。20世纪50年代，日本道教学会成立。该学会由继承津田左右吉、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学术风格的十几位学者创建，旨在探明中国传统文化。属于该学会的日本汉学家，很早就通过亲身体验，主张“理解中国（文化）先从理解道教开始”。学会成立以后，学者们研究发现日本文化与道教之关联颇深，但日本民众并未注意到这些是“异质文化”，说明道教文化已与日本民众生活完全相融。
日本道教学会中，福永光司的一系列著述如《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古代天皇制》《日本的道教遗迹》《寻访日本的道教遗迹》等，力争全方位地解读道教对日本的影响。野口铁郎负责编辑的系列丛书《道教和日本》，分别以《道教的传播和古代国家》《古代文化的展开和道教》《中世·近世文化和道教》为分书名，对不同时期日本受容道教文化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他相关著述还有今枝二郎《道教 联结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志村有弘《日本文化所见道教的要素》、坂出祥伸《江户时期的道教崇拜者》等。上述论著均指出，日本的历史、文学、政治、宗教、建筑、医学、养生学、音乐、美术、冶炼技术、民间节日祭祀等多个领域，都从中国道教文化中汲取过灵感和营养，受到积极正面的影响。
“道教与日本”相关的日本学者论著
日本文化的道教受容现象研究，我国学者也有关注。严绍璗《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的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刘毅《文化的受容与变异——刍议日本神话的几个特点》等，都是较早探讨“记纪神话”与中国文化渊源的论文。严绍璗又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和《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其中亦有日本受容中国文化之研究。严绍璗还对日本藏汉籍善本进行过调查与整理，出版成果《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经过前期的学术积淀，中日文化关系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化与专题化，如刘萍就津田左右吉的生平与文学批判进行研究，出版专著《津田左右吉研究》等。但因日本文学研究的范畴限制，并未对其中的道教受容现象做出文学以外的深刻阐释。直至孙亦平从道教视角出发，综合考察日本文化，道教受容现象普遍存在于日本文化之中才被学术界进一步认知。
津田左右吉人物像
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日本典籍受道教文化影响是多层次的，不仅表现在内容方面，形式亦然。从最早古典文学成书，再到本土宗教思想完善，乃至日本学人对道教典籍进行翻刻和注解等诸多形式，展现出日本古籍中道教文化受容的多元现象。道经作为承载道教文化的主要载体，对道教文化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拟以道经为切入点，从四个方面进行分类考察，即日本古典神话的道经受容、日本宗教典籍的道经受容、道经和刻本、日本学人的道经注解本，力图以此展现日本古籍通过受容道经从而接纳道教文化之方式、内容和影响。
二、日本古典神话的道经受容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日本古典文学和历史的发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两书对日本远古神话传说多有记载，其中的“记纪”神话最为学界关注。
早在江户中期，河村秀根父子撰注的《日本书纪集解》便以中国文献为依据进行注记。江户末期平田笃胤所著《赤县太古传》中，已有将“记纪”神话同中国宗教进行比照的先例。从该书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引用来看，江户时期的“记纪”神话研究属于儒家易学范畴，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神话传说切实相关的魏晋隋唐宗教文献，却没有受到重视。至明治初期，依然如此。正如这一时期津田左右吉所理解的那样，“中国的神道是指自然的理法，其与日本的神灵和民俗等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津田的这一结论，是对江户时期平田笃胤神道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自明治时期至今，随着日本学者对道教研究的深入，察知日本古典神话文学中许多内容与中国的道教文化遥相呼应。福永光司作为最早系统研究道教与日本文学关系的学者，首次利用道教经典文献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有二：一是利用一直未被注意的道教经典文献，从宗教视角考察“记纪神话”；二是利用考古学的新发现，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梳理和判断。
上述第一种研究方法在考据基础上，证实了《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创世”神话存在大量借用道教词汇的现象。可考的相关道经有《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真诰》《无上秘要》《九天生神经》《正一经》《玉佩金铛经》等几十种，还有与道家相关的如《周易》《庄子》《淮南子》《列子》《三五历纪》等。从考察结果来看，东汉末年至隋唐时期的道教经典文献对“记纪”二书的成立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推翻了以津田为代表的早期论断。福永光司不仅对词汇进行比照研究，还对二书的思想进行考察。其结论是：“记纪”开篇的“创世”神话有借用《周易参同契》中炼丹术思想的痕迹。这比早期学者认为它们单纯借用道家的创世学说，更为详实具体。
第二种研究方法得益于1979年1月20日在奈良市此濑町茶畑所发掘的太安万侣（安麻侣）墓志。福永光司从碑文中“卒之”二字入手，发现成书于日本养老四年（720）的《日本书纪》中便有与“卒之”含义相同的意词，如“崩之”“死之”“薨之”等，这是与中国六朝隋唐时期道教文献中的“卒之”“薨之”的“之”字属于同类的表记法——将与动词结合毫无含义的“之”字用于文末，以充当终助词使用的六朝古语法。其后，福永光司又将其同六朝道教文献《清灵真人裴君内传》中的古语法进行了比较，以此得证“记纪”二书的语言确实受到六朝隋唐时期道教文献的影响。
在福永光司之后，今枝二郎继续扩大考察范围，以“神代卷”神话系统为核心，结合《风土记》《万叶集》《古事谈》《释日本纪》《续日本后纪》《丹后国风土记》《紫式部日记》等文献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并得到与福永光司相同的结论。同时他认为，“神代卷”中的“加茂系”神话尤与道教关联密切。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从很早开始便使用文献考据法进行文化比较研究。但明治以前采用的文献，多来自儒学、易学等，其对日本古典神话的理解还不充分。明治以后，利用道教经典和考古学新发现，再次解读日本古典神话，发现其中有许多对道教独特语汇、核心概念的理解性运用。这表明，日本古籍受容道教文化时间久远，在日本文化成型时期已有涉及。这些最早融入日本古典神话和文学的道教内容，在当时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出于哪种目的而受容，还有待以后继续挖掘。
三、日本宗教典籍的道经受容
日本本土宗教中的神道教、阴阳道、修验道等，在完善自身宗教体系时常多借鉴道经内容，江户时期大坂上之宫神主大神贯道所著的《养神延命录》，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大神贯道二十五岁时，梦中现神人授予“太上之道”与“丹诀”，后回到奈良长谷寺进行参拜。某日“搜寻石窟时，于石窟中得到载有长生之道、驾云御风之方的七部秘经”，据此撰著《养神延命录》。该书内容上吸收了道教独有的神仙说与养生术，受《悟真篇》《性命圭旨》中内丹养生学说影响明显。虽说是日本神道教的经典，但从内容来看，除神仙体系是以日本天照大神一系为发端外，思想内容则十分贴合道教。
《养神延命录》一书，我们从目录上即可感受到道教思想内容的渗透。《修真大要》阐述该书主旨：以天照大神托倭姬命宣说的形式开篇，讲述人们不注意自身灵气，不遵守诸神禁令，死后在冥界受苦；但因有西天（冥界）真人教诲，天照大神不发神谕亦可安心；人顺应天地阴阳运行而活，此即长生之术、不死之药。这种以天启神谕的方法降诰，是六朝道经出世最常用的。前面介绍大神贯道于梦中被授予“太上之道”和“丹诀”，后又从石窟中发现七部秘经等内容，皆与六朝道经出典形式相似。在《胎神温养篇第三》和《内观调气篇第四》中则是以《性命圭旨》中的调气炼液思想为基础，借用《性命圭旨》炼养核心概念“祖窍”“灵父圣母”等来讲解其温养胎神和内观调气之法。
《叩齿聚神篇第五》则云：“叩齿，神道三妙加持之事项，聚自身神，生神之一法也。”其中的自身神，便是道教内丹修炼术语，同时也是道教体内神修炼方法的体现。这种通过叩齿咽津配合存思自身体内神的修炼方法，在上清派诸经典中多有描述。《叩齿聚神篇第五》《华池炼液篇第六》和《屈伸通流篇第七》中的许多内容与道教的养生术联系颇深，详细地说明了一些养生方术对身体和心理的作用。如叩齿炼液对身体的好处，其言“坚持叩齿可使牙齿坚固，清晨叩齿三百余下，自然镇定神气，消散胃热，排除浊气，攘除邪恶，自招福力，特别是一生不得牙病，不掉牙齿”，对叩齿的生理功效和炼养功效阐释得相当细致。
此外，大神贯道在《房中寡欲篇第九》中倡导男女交欢的正确方法。他借用《日本书纪》神代卷开篇伊邪那歧命和伊邪那美命男女二神以交合形式创世造国的神话，强调“若非夫妇媾合之道，那便是与生生不息之道相悖”的主张。该篇批判儒教拘泥于礼法，批判佛教以断淫欲为本、立阴阳偏离之教。同时，对日本本土真言宗立川流提倡的男女交会乃一大佛事的说法给予肯定。总的来说，大神贯道提倡有节度的男女媾合，认为此乃天地之正道，人们不应对此有羞耻之心而压抑对性的需求，这同样是违背“天地自然之道”。在这一篇中，对于男女之事的理解，多与道教房中术的理念相通，道教提倡适度的房中之事，认为此与天地自然之道相合。
在《养神延命录》问世以前，日本最为流行的是元禄时代竹中通庵所著的《古今养性录》。《古今养性录》中的导引、叩齿、咽津、调气、行气等诸多养生术皆摘自中国古代医典。但《古今养性录》只对中国古代医典中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和整理，竹中通庵自身的理解在书中并未体现。大神贯道则不同，其《养神延命录》中对这些养生术的应用多有自身体悟和功效说明，学术价值相对前者要高。从《古今养性录》到《养神延命录》，体现了日本从接触中国古代医学的初始学习阶段到自我发展的成熟阶段的转变历程。不论是从中医学还是道教医学角度，医学典籍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研究，特别是日本对道教医学典籍的运用上。
《养神延命录》既是医学典籍又是神道教经典，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自古“医道不分家”的文化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宗教典籍相较日本古典神话，受容道教文化特征更为鲜明。这类古籍在表达日本宗教人士观点时，多有借用道教思想形态以完善自身宗教体系。从大神贯道的《养神延命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宗教典籍对道教存思、养生、道教医学和内丹学说等多有摄取。
四、道经和刻本
日本有一类特别的古籍，是其他国家汉学研究中少有的，也是中国学者在今后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这就是中国古籍的日本刻本，即和刻本，我国习称东洋本、日本本。早前，长泽规矩也对和刻本中国古籍进行过收集与分类，可谓这个领域的开拓者。近年，私人收藏和刻本大量出现，尚需学人对后出的这些和刻本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当前日本专门研究道教的学者比较有限，所以和刻本道经的搜集与研究成果相对稀见。
最早和刻本的整理者和著作
日本学界最新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以坂出祥伸新发现的大神贯道刊刻道经《汉武帝内传》和《天隐子》为主。此外，还有日本木村蒹葭堂的《天隐子》和刻本研究。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和中村文库所藏的《汉武帝内传》和刻本是从日本延享四年（1747）京都丸屋市兵卫（博文堂）的《飞燕外传》中析出的。《飞燕外传》后附有延享丁卯夏五月“平安 芥焕彦章”所书三页跋文，其在跋文中认为《汉武帝内传》的成书是六朝文人假托班固所造，并认为“三书亦是保家卫国者之龟鉴”。其中“三书”所指为《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和郭璞的《穆天子传》合刊发行一事。在此和刻本之后，日本宝历十年（1760）又有日向太（大）神贯道作序的《汉武帝内传》刊行，两者与前述丸屋市兵卫（博文堂）的《飞燕外传》出于同一刻本。只是前者第一页第二行刻为“汉 扶风班固著 章斐然阅”，后者则改为“汉 班固著 太神贯道订”并附有大神贯道汉文书写的行书体序文：
余常读《封禅书》，乃叹汉武帝慕仙祷神，愿求度脱最为勤矣。又得其《内传》，乃知精诚有验，神仙并降。虽未敢证大仙之道，尚得养性尸解之小果也。古今人主，若斯者能有几哉？惟恨执滞方士之小术，而不修神仙之大道。远求海外之药物，而不炼自性之金丹耳。因题其卷首，欲节悠悠者，知天地之间有此灵真之事，而诱进向化，共修长生久视之道焉。其若不信之曲士，则圆凿而方柄，吾固知无如之何矣。
日向 太神贯道 谨序
从大神贯道序文的主要内容来看，该经强调修炼应以神仙大道为主，而不应沉迷于方术小道；飞升长寿之丹药，应向自身体内寻求，而非从身外药物求取。其主要观点大致有二：一是道教内丹术修炼方法在大神贯道看来，远比其他的修炼方法行之有效，这与其自身经历有一定关系，从《养神延命录》中亦可得到佐证；二是说明道教内丹术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修习群体。
大神贯道于日本明和四年（1767）出版了以存思法为主的道教经典《天隐子》和刻本，现为中野三敏所收藏。大神贯道在《刻天隐子序》中概括了《天隐子》的内容，并说明了出版和刻本的意图。序云：
夫道以清净为宗，以无为为至，以简易为教，以炼养为务。在世则湛然安静，养性命而混迹乎尘棼之地。或孝或忠，功成名遂则悠然玄览，超有无而飞升乎大罗天焉。于是乎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寿敝乾坤，无有终时。呜呼！不是一大盛事乎？顷者读《天隐子》，其书简易而修真达性，必设渐门以进之，使人莫蜡等迷歧之患。实是神仙之要门，修真之捷径也。余不敢私，损资上梓，传诸海内同好之士，共跻于神仙之寿域云。
该序前部主要叙述大神贯道自身的体道感悟，后半部分述说《天隐子》一书的特征和其在炼养上的重要性，以及捐资刻书的目的。在大神贯道《天隐子》和刻本刊行两年后，日本明和六年（1769）大坂藏书家木村孔恭（蒹葭堂）也刊行了此书。蒹葭堂刻本收于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之中，汲古书院出版的《和刻本诸子大成》第十二辑中收入该书影印本。现今我们还无从得知大神贯道的《天隐子》和刻本源自哪个版本，但蒹葭堂刻本卷末附有南宋胡琏的跋文《书天隐子后》，据此跋文可知该本出自明版《子汇》。此外，蒹葭堂《天隐子》和刻本附有“社友·田章述、赖松年书”的短序，这应该是蒹葭堂在刊行时所加的序言。卷末还附有“沧浪山人左凤”的跋文，跋文中明确写有“友人木世肃校订刊行”。在卷末的刊书介绍《浪华木氏蒹葭堂校订开雕书目》中列有“天隐子 一卷”。因此，可以判断是木村蒹葭堂基于自身意愿刊行的。田章序：
余常阅《天隐子》，曷其简也。册仅五六叶，文不盈二千言，而服形修炼完备。实乃上清之琼笈银题（台） ，道家抱元守一之要法，其本在于此，而世谓别有大药灵饵可以仙者。总不知苟不务本，即其朝炊参夕糗苓，而欲乘雾驱雨得手哉。夫秦皇汉武之求蓬莱于海外，以恋恋乎不死之药者，抑亦愚矣。想司马子微三体篆隶以写道经，斯书其初亦非人间字也。会植木世肃氏刊而藏于家，余附言以舆。
明和己丑阳月 社友田章述 赖松年书
沧浪山人左凤跋文：
辟谷餐霞，步虚驾景，羽化蝉蜕，从乔松而游者，徒奇其事迹，以夸张而已。若《天隐子》八篇，守静养气，清虚寡欲，修之无害，学而不得。欲使人去夭折之患，以跻寿域，则其旨微矣，而与彼荒妄谩诞之说大有径庭。《易》曰：君子以节饮食养神，不亦庶几乎。友人木世肃校以传焉，为匄（勽）予言，予也奚与神仙养生之言，聊书以塞其责尔。
明和己丑年夏沧浪山人左凤跋
从上述序、跋来看，当时的部分日本学人对道教内容并不陌生，理解上亦十分到位。如田章序中“抱元守一之要法，其本在于此”，把握了《天隐子》一书的要点。左凤跋文中“辟谷餐霞，步虚驾景……守静养气，清虚寡欲”等，也可看出对道教思想和修炼方法的精深理解。以木村蒹葭堂和混沌诗社为首的学人团体，表现出对道教内丹术强烈的兴趣，这与江户时代的文化风向不无关系。正如坂出祥伸所指出的：“江户中后期道典翻刻的盛行是以老庄思想的流行为背景——可理解为道典的受容和翻刻的沿革、老庄思想的流行、仙书的和刻等逐渐出现。大神贯道的道典翻刻刊行和木村蒹葭堂的翻刻都无非是顺从时代的趋势。”
坂出祥伸上述结论的得出，与以往的学界观点大不相同。学者一般认为，至江户时期道教文化的影响是处于衰退期的，当时将“穷理”的朱子学定为德川幕府官学，道教经典虽也被日本藏书家收藏，或是被神道教各派受容以完善自身，但都没有直接采纳道教。但笔者认为，坂出祥伸所得出的结论不无道理。究其原因，想必是官方史料与民间史料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往往来自官方文献，而在民间很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本土的和刻本汉籍，并对明清以来流入中国的和刻本汉籍进行了全国普查，编纂成《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这本书目中收有不少与道教相关的典籍，如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有日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文光堂刻本《列仙传》。和刻本古籍大量流入中国，可以窥见中日两国民间书籍流通的活跃性。随着越来越多民间藏书与史料的发现，日本受容道教的文化背景、交流途径、社会影响想必会逐渐浮出水面。这些和刻本道经以及日本学人所展现的对道教文化的深入理解，将是今后海外道教典籍搜集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五、日本学人的道经注解本
古代日本学人在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也会对中国典籍进行注解，这其中包含一部分道经。如《黄庭经》自问世以来，千年间多受文人欣赏，在日本同样受到学人喜爱。此经最早在日本书法家之间广为流传，后经森大年·东郭（1728—1791）校订，于日本明和元年（1764）刊刻，现收藏于武田科学振兴会财团杏雨书屋。
中山城山的《黄庭内景经略注》与森大年和刻本《黄庭经》不同，其为稿本，并未公开刊行，现为高松·松平公益会所藏。从其天保六年（1835）自序来看，该注本为中山城山73岁时著述。此外，关西大学图书馆泊园文库收藏的《东畡先生文集》第十一卷中有藤泽东畡《黄庭经》写本。该本序文是藤泽东畡笔记，内容部分却与藤泽笔记不同，疑为他人手笔，且错改痕迹颇多。中山城山的《黄庭内景经略注》有三点值得分析：第一，此稿本末尾有细字书“以上十章 终”，从中可看出中山城山的注本并未对《黄庭内景经》中的三十六章内容进行全部注解，其在《黄庭经略注序》中也有提到“这里只注《黄庭》数章，以寓其中之术”。第二，该注本底本应是使用了前述森大年校订本，其根据是注文中有“古注”的三处与森大年校订本注完全一致，且中山城山注与梁丘子注本多有一致。第三，在“以上十章 终”的后面一页有以“道家秘法”为题的笔记式文章，分别对“寝室法”“九宫隐祝寝魂之法”“养神气铭”“运气法”“动功十二段”“精功六字诀”“调息法”等七种功法进行了说明。其后，还有以《列仙传略》为题的“服青白赤三气”“服朱砂”“服菖蒲”“服金液”四方，列举了范幼冲、黄安、王兴、青乌公四仙，还有各种仙术附录于后，这些是中山城山亲身修炼心得和各种相关资料的笔记。
纵观中山城山《黄庭内景经略注》整部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首先，中山城山并未将《黄庭内景经》当作医书看待，而是作为道家之书。从其注释和序文中“道家”“道术”等词汇的使用上，以及注文开头以“仙家”来称呼可知，其所理解的即是当今所说的“道教”之书。换言之，中山城山认为《黄庭内景经》是一本讲解道术或神仙术的书。这对战后才以“道教”为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的日本来说，可谓十分超前。其次，中山城山对于神仙说的理解，不仅说明了修行可以登仙，同时还描绘出登仙之后的仙界情景。比如，三清（三天）的最上面坐着代表最高神位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周围是众多的仙子，等等。再次，从其注文来看，中山对于《黄庭内景经》中的存思法基本可以做出正确理解，但其中也有不少问题。如其在脾神的注解中十分强调脾神的重要性，但在静坐行气法、咽津法、调息法中并未说出脾神究竟有何作用。在心神的注解中，他强调心神的作用更为重要，但对于脾神和心神两者关联为何，也并未阐释。此外，对于升仙与静坐行气法、咽津法、调息法等长生法之间的关系亦没有做出解释，只对与升仙相关的尸解法有一些说明。虽有不足，但这些注解思想和脉络，对我们理解日本受容道教的形式与思路有一定助益。
日本学人对《黄庭内景经》等中国道教典籍的注解说明，他们对近邻中国固有的道教文化，特别是修炼一类的道教义理和道教方法十分感兴趣。注经是中国传统治学包括道门学问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日本学界对此显然也是接纳的。此外，上文谈及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还收录了与道教密切相关的《老子》《庄子》等子书的和刻本，其中也不乏日本学人的注疏本，如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日本环堵室刻本——冢田虎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华东师范大学馆藏的日本元文四年（1739）刻本——服部南乔（南郭）校《庄子南华真经十卷》等。从这两种和刻本道经的书名中我们不难知悉，道家子书在这里不是以“老子”“庄子”等为书名，而是以道教中常用的“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字眼为标题。由此可见，以道经为载体的道教文化对日本颇有影响。
六、余论
在上述日本古典神话、日本宗教典籍、道经和刻本、日本学人的道经注解本四类古籍中，前两类对道经的受容可追溯至日本历史发端之时，经千年传承演变，受容道教的内容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上日本阴阳道、神道教在完善自身理论时，时常借用和吸收道教要素，对道教的基本概念、思想体系、修炼方式、祭祀仪式、斋醮科仪、养生医药学等进行全面受容，使之不断汇入日本文化。后两类受容表现在日本学人对道教文化的学习上，以刊刻印行和注解道经为主要形式。随着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至江户时期刊刻技术对汉籍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汉籍东渡日本后被大量刊刻。从刊刻道经的内容选择上不难看出，道教思想和道教炼养之术在当时受到日本学人的推崇，这可从前文我们对日本道经和刻本的分析和日本学者注解道经的阐释中得到印证。
本文从日本古籍中的道经受容现象发掘古代日本对道教文化的融摄情况，此研究尚处于文献梳理、流变解析、类型考索阶段，更深层次的探索还有待展开。通过对日本古籍中的道经受容现象的初步考察，我们进而可以寻思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这对今后中日两国交流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对道教海外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日本古籍中的道经受容现象，我们可以了解古代道经流向海外的形式，从而窥见中日移民和历史发展的一些讯息。从文化传播角度，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道经的东传有两种形式：一是与医药相关的道经被当作中医典籍传入日本；二是与密教传播有关，经由留学僧带回日本。不过此两种为隋唐以来道经传至日本的主要途径，而隋唐以前的却少有研究。然而，翻阅两国古籍，特别是从日本古籍对道经的受容中可能找到早期中日交流的一些线索。秦汉开始，应当就有中国先民携带道教方术及其载体道教经典东渡日本，由此道教文化融入日本文化，成为其不可剥离的部分。仔细发掘资料，深入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将为窥探中日古代社会与历史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其次，研究日本古籍的道经受容现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与完善有所帮助。日本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东端，与中国有近千年的交流史。道教经籍东传日本是中日文化乃至宗教、民间交流的重要缩影。日本古籍中所积淀的道教文化基因是中日两国文化底蕴相通的表征，这种相通性将为两国未来合作发展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据悉近年福建石竹山的九仙信仰分香传播到日本，日本道教协会与中国道教界、学术界积极互动，奉献了许多珍贵的道教古籍，使之回归中国，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道观及其收藏的珍贵文物分类研究”就是以这批经书作为基本研究资料的。该课题研究内容涉及日本道观的由来与面貌，日本道观与山岳信仰，日本道观的历史和宏道实践，日本道观武术文化传承中的道教色彩，日本道观所藏绘画、造像、绘马与符箓书法资料，日本道观收藏的道教经典文献述考，日本道观收藏的中医及养生长寿学典籍述考，日本道观收藏的儒、佛及汉诗文典籍述考，日本道观收藏的蒙学类书籍述考等九个领域。“日本道观及其收藏的珍贵文物分类研究”这个课题正是基于日本回归的珍贵文物（其中包含许多与道教相关的典籍）才得以开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信仰无国界，文化经典也没有国界，我们应该好好研究道教经典、道教文化在古代是如何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并受容的，这方面的经验或许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心相通层面有助益作用。
日本大仓集谷馆收藏的日本国宝级名画《随身庭骑绘卷》部分截图
再次，通过研究日本古籍受容道经的情况与线索，我们可以借此搜寻一些已经在中国亡佚的道经。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且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先进，这为保存中国古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中国文化在日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日本文化在演变与形成的同时传扬了中国文化，其中道教经典也因此可以存续流布。从上文四类日本古籍中，我们既可追溯早期亡佚的道经，对其进行复原与研究，又可看到道经在日本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这些道经在日本的和刻本和注解本，将是道教学术领域所亟需关注的。除上述提及的道经收藏场所之外，日本多所大学图书馆与公立图书馆的馆藏中均有不少道教典籍，值得我们重视。这些工作对我国古籍整理、海外珍贵文献的复制与当前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大工程“中华续道藏”的编纂等都有相当大的意义。
由上可见，日本古籍中的道经受容现象研究意义重大。通过该研究，对古代道教经典海外传播方式的探明、现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发展以及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帮助。与鲁迅先生“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这一重要观点相应，日本学人近年来也提出“要想很好地了解中日文化，就要先搞懂道教是什么”。这说明，道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海外的影响远比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深广，期待学界在此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以道教文化为视角，探索中日两国文化关系和历史过往，学人需具备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化基础，特别是在中国古汉语和日本古典文法上要有很深的功底。后期若要在此领域深入，除了研究者提高自身综合素养之外，多学科合作、中日学界交流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63-17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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